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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合作中“同心”思想与和而不同关系辨析

发布时间:2019-07-19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同心”思想是统一战线价值追求最核心的体现。而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因其具有领域广泛的多元特征,人才荟萃的资源优势,求同存异的思想基础,其价值取向、社会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工作方式等,都讲求和而不同,既强调同一性和一致性,又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又是同心,又要和而不同,“同”与“不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很值得在多党合作中进行研究讨论。
    一、和同之辨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国语》、《左传》中明确记载早在西周末年就有和同之辨。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放弃原则,无原则地一致属于心存异念的“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哲学智慧和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际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不竭源泉。
    二、同与不同
    多党合作中“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时,作为一种行为结果,它是基于对整体利益考虑的结果,用智慧和宽容找一个平衡点;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它并不是失去自我,一味应和,而是摈弃破坏,倡导建设。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环境和急剧动荡的国际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和而不同”,如果没有具有强大思想内核和内生驱动的向心力,很难保证“和”得不偏离、不走样、不脱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同心”思想正是具有这种核心价值的思想内核和内生驱动。多党合作中只有践行“同心”思想,将其作为统战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才能增进共识,推动实践,即什么样的整体利益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什么样的建设方向是我们共同倡导的,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党派不同的方式方法。
    为此,“同心”思想强调了理想信念上的共识、道路方向上的一致、具体实践上的协力。强调引导各民主党派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通过共同理想的感召、共同目标的激励、共同利益的维系,将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尊重多样的包容性,不是追求表面的一致和形式的同一,而是以求同存异弥合分歧、以民主协商扩大共识、以和谐共赢深化合作,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协调一致,即“同心”基础上的和而不同。
    三、“同心”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共同原则基础
    1、党的领导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多党合作的前提,是民主党派自身发展的前提,也是践行“同心”思想与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前提。
    2、求同存异的原则。“和而不同”思想在统一战线中创造性的发展,就是“求同存异”原则的具体运用。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统一体,统一战线从来不排斥个性和差异性,从来不追求“清一色”和“纯之又纯”。“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基石。”作为统一战线主要力量的民主党派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同和异的关系,我国的民主党派和执政党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都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为最高目标,在这个大目标下,参政党只有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独具优势。
    3、合作共赢的原则。合作共赢是统一战线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人们因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因不同利益而分歧。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盟。在统一战线中,合作共赢体现为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在合作共赢基础上践行“同心”思想,就要广泛动员民主党派人士,整合党外人才资源,在助推科学发展中帮到点子上,帮到关键处。
    4、大团结大联合的原则。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联盟,其本身就体现了团结和联合。统一战线作为联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桥梁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多样性,大团结和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和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海内外儿女共同追求的理想,而统一战线“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价值取向与和谐文化“尊重差异、开放包容”的特性具有一致性。“和谐理念”、“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更能唤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局面。
    四、“同心”思想指导下“和而不同”的具体内容
    1、包容不同的利益需求。社会是在竞争中发展的,而竞争决定了差异、差别、差距的客观存在,并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都可以被感知、释放,并由此进入国家政策的衡量中,潜在的或明显的社会矛盾可以由此得到有效调节,这是现代民主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一个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必须安排一定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以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为基本前提。要让他们以更多的方式,有更多的表达机会。同时,又要引导他们关注整个社会的大局,在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明确自己的利益定位,处理好相互关系。在多党合作和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包括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各民主党派要与中国共产党一道,积极参与构建一种能够相互包容的政治生态,要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推手。呼唤、培育、养成一种平和、宽容、包容的民族性、全民性的政治文化心态,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众多、利益群体差别较大、体制转型较快和社会矛盾较多的大国来说尤为重要。
    2、包容不同的意见表达。邓小平同志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包容不同的意见表达,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自信。在多党合作中,尊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既是尊重各方的言论表达自由,也是提供一种释放情绪的渠道。思想、精神、情绪,有如河流,要让它顺畅地流动,就得有“河床”,必要时还要“泄洪”,疏导、疏通,而绝不能封堵。否则,泛滥起来,很可能成为灾难。当然,这种表达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没有边际、没有约束的,它的边际和约束便是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包容不同意见,是国家政治生态中政党之间和谐、和睦、和平、和气的重要因素。包容不同意见,是一种高度,境界的高度;是一种宽度,是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是一种深度,需要深厚的底蕴、深邃的精神。能否包容不同意见,检验中国共产党的胸襟和气度,检验中国社会的开明与自信。我们要不断拓宽渠道,健全和完善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的机制,更多地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智慧,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增强执政党的公信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3、包容不同的信仰追求。信仰是人们动态中的自觉和演化,在一定程度的宽容氛围中,信仰有助于人们平心静气地学习、思考、比较和研究,增进理性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在选择中扬善去弊,提升素养,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随着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社会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抵制错误的、消极的、颓废的思想意识的同时,对其它不同的思想意识、信仰追求的调节,要是有理有节的,只要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没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没有妨碍其他公民的正常生活,一般不予干涉。而不同的思想意识、信仰追求,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参照,可以研究探讨,发掘健康、向上、有生命力的东西,并引导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自觉地调节自我与环境、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和谐。
    4、拓展统一战线包容的空间。对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为着时代的进步,为着远大的将来,为着人民的幸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在统一战线的阵营中,能体现最大可能的包容,增进社会活力,对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大程度的拥有,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国家的科学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下,社会各方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其选择性、自主性、差异性也日益增强,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不断拓展统一战线的政治包容、思想包容、利益包容,以及其它新的包容的空间,是建设和谐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